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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的异化根源
发布日期:2022-01-12   浏览次数:5
核心提示:(一)家校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每个社会人都不能脱离与其他人的互动,以及与其他社会人建立关系。在我国的
 (一)家校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每个社会人都不能脱离与其他人的互动,以及与其他社会人建立关系。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教师和政府把持着对学校教育的管控,家长不参与学校教育,家校长期处于分离状态。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行业竞争激烈,越来越多家长的重视子女在学校的受教育程度。家校合作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明确要求家庭参与家校合作,并突出要成立家长委员会。2012年《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规范了家校合作的法规,为现代家校合作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家校合作制度化的初衷优化教育质量,力促家庭和学校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形成合力。但在实践过程中,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异化。一方面,应试教育环境过于强调结果和分数,现代家庭结构趋于微型化,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期待和要求增多。因此有时家校互动愈是频繁,在合作过程中就越容易产生摩擦、分歧;另外一方面,我国当前的家校合作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一些家长对学校给家长安排的辅助任务存在不理解的现象,认为学校是将分内之事委派给家长承担,为家长增负,因此会造成心理上的不满。
在少子化的家庭单位中,父母往往对儿童在学校接受的教育质量高度重视,这种重视有时伴随着不理性的宠溺。当教师在对学生实施惩戒时,一些家长会有这样的心态:“我的孩子在家里都是小公主或小皇帝,我们不打不骂,老师凭什么惩戒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孩子我打骂可以,但是其他人不行。”这类心态较容易引发家校矛盾。在一些极端的家校冲突事件中,家长群体的无形之手深入学校教育之中,形成一股对抗学校主体价值的异己力量。一旦恶性事件发生,学校作为教育环境中的主体单位,往往要承受名誉损失或经济损失,加之现代媒体在其中的传播作用,导致家校矛盾的审视者成为了整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技术也成为了一股反制学校的主体能力。
(二)教师权威的异化
进入21世纪后,教育界掀起一股哥白尼式的革命,课堂不应当是以“教师为中心”,而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儿童人权观念以及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课堂中的教师地位、权威发生了去中心化现象。在“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潮流的推动下,尊师重教的传统理念消退。一些学者提出教师应该是服务型的,引领型的,合作型的,民主型课堂受到欢迎,传统教师的权威收到震撼。
此外,各类人工智能等学习工具的风起云涌,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教师作为知识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地位。换言之,教师并非是学生获得知识的主要渠道。在商品经济的趋势下,很多教育产品应运而生,使得教师的教学权威面临着被技术产品结构的风险。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4]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现代家长的文化水平也产生了与教师劳动“分庭抗礼”的现象。笔者在田野访谈中,一位中学老师这样描述她的职场压力:“现在的家长跟以前不同了。有一些家长的学历比较高,他们会对老师公布的习题答案以及解析进行质疑,甚至和老师讨论、辩论。有时候我发现他们说的还很有道理,这样我有时候感到有点压力的。”这个例子侧面反应了当代“家长不必不如师”的新现象,家长学历的升高是教师知识权威的下降重要缘由之一。随着教师权威的下滑,相应地,教师的惩戒行为也就更容易引发争议。
 
 
20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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