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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小说”性质特征的确定
发布日期:2021-01-13   浏览次数:4
核心提示:关于刘向《新序》一书的文体性质,多有争议,有的学者将其归为散文或杂文,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大中文系编的《中国小说史》和陈玉刚的
 关于刘向《新序》一书的文体性质,多有争议,有的学者将其归为“散文”或杂文,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大中文系编的《中国小说史》和陈玉刚的《简明中国文学史》都把《新序》归入散文一类,而邵传烈则在《中国杂文史》中称《新序》为“杂文”;陈蒲清则在《中国古代寓言史》中认为《新序》是“寓言”;刘振东、高洪奎、杜豫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中将《新序》归为“杂史杂传”。这些学者虽然将《新序》归入不同的性质分类,但是大都承认《新序》与小说有着密切关系。就《新序》一书而言,近来关于其“小说”性质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主要有王思齐《〈新序〉〈说苑〉小说价值研究》、周云中《关于〈新序〉〈说苑〉〈列女传〉的性质》、马振方《〈新序〉〈说苑〉之小说考辨》、贾冬月《〈新序〉〈说苑〉〈列女传〉的小说特征》和《论刘向三书与小说的关系》、孟庆阳《〈新序〉文本的小说性考辨》、周蔚《刘向小说的定位思考》和《刘向小说艺术成就浅论》、王林《刘向三书小说叙事研究》等,这些著作都肯定了刘向《新序》小说的性质,并对其小说的特征和艺术等做了很细致论述。当然,也有否定刘向《新序》小说性质的研究,如张海涛在《〈新序〉属小说文体之批判》中否定了刘向《新序》的小说文体性质,但并不否认《新序》中的篇章故事带有的小说属性;又如叶博在她的硕士论文《〈新序〉〈说苑〉研究——在事语类古书的视野下》中认为《新序》《说苑》均为事语类故事集,否认《新序》的小说性质,但她并不否认《新序》与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最后还承认说或许在小说观念上、篇幅形制上,《新序》《说苑》与后世小说的联系更为紧密。
由此可见,《新序》的文体性质虽存在颇多争议,但绝大数学者是承认其与小说的密切关系。可见,《新序》毫无疑问是具有多种文体性质特征的,但其小说的性质特征是最为突出的。
此外,从汉代“小说”观念上看,《新序》也具备了明显的“小说”性质特征。汉代的“小说”观念是在庄子等人的认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今所能见到的汉人典籍中,最早使用“小说”一词的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桓谭。他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此处桓谭所谓的“譬论”,其实包含了“譬喻故事”和“议论”两个方面的内容,说明了“小说”有具故事性和议论性相结合的特点。同时,《新论》也指出“小说”的功能是“治身理家”,从儒家立场上肯定了“小说”的伦理功能。
至于汉人所谓“小说”究竟是怎样的作品,目前大多学者都认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对“小说家”的论述,即“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的浅薄之语。而尹玉珊则从《新序》《说苑》与《汉志》“小说家”的文献关系角度,并通过《新序》《说苑》收录的文献材料探讨《汉志》“小说家”的标准,对《汉志》“小说家”的主要特点做了总结,她总结出七大特点,分别是:“第一,‘小说家’一类的划分与思想流派无关,所以不能列入‘九流’中任何一家;第二,‘小说家’偏重治身理家的说教性,但叙事多于议论,相比九流诸子之书,其表达更浅显、通俗、形象、生动;第三,‘小说家’讲故事主要以说教为目的,旨在点拨与启发听者,这点区别于俳优小说重故事的娱乐性;第四,‘小说家’多以诸子(多具有传奇色彩者)传闻、轶事为素材,不同于九流诸子中思想义理的阐发;第五,‘小说家’以历史人物与事件为本,区别于俳优小说多演绎无名的市井小人与神怪动物;第六,‘小说家’所叙传闻、轶事虽有捕风捉影之嫌,但多有迹可循,不同于俳优小说的艺术性夸大与虚构;第七,‘小说家’行文多不押韵,不适合说唱,更不适合表演,是供阅读的案头著作,不似俳优小说供说唱表演。”
将尹玉珊根据《汉志·小说家》总结的“小说家”的特点与桓谭对“小说”的定义相结合,可以推断出汉代人的“小说”定义。现今大多数学者研究汉代小说,都是从现存的汉代小说着手,但也正如鲁迅所言:“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而班固是东汉人,其著录的《汉志·小说家》正可以代表汉代正统学者的“小说”观念。故而,尹玉珊对《汉志》“小说家”偏重治身理家的说教性和不同于俳优小说的娱乐性等这些特点的提出,则更为清楚地对汉代“小说”进行了界定。《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中的《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皆立义命名,动辄依圣哲、论古今,正是体现了汉代“小说”“治身理家”社会功能的特点。两汉之际,“小说”和“小说家”两词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文人的笔下,这说明汉代的“小说”类作品的创作与流传是存在甚至是普遍的,所以班固继承刘向、刘歆的《七略》,使用“小说家”一词来划分出一类作品,并载于《汉书·艺文志》中。故由此可见,汉代的“小说”并非都是“浅薄而不中义理”的悠谬之说,它在形式上具有故事性和议论性,写作目的指向“治身理家”的社会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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