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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电影不同的艺术特性决定了叙事视角的不同
发布日期:2020-11-20   浏览次数:8
核心提示:(一)固定式内聚焦的采用与画面叙事的独特风格小说与电影都在叙事学研究的范畴内。由于二者不同的艺术特性,所以在叙事上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小说通过
 (一)固定式内聚焦的采用与“画面叙事”的独特风格
小说与电影都在叙事学研究的范畴内。由于二者不同的艺术特性,所以在叙事上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小说通过文字所展示的广阔空间与抽象的描写使得读者对于书中内容可以展开无边无垠的想象,每个人都可以在书中找到自己对于这个故事的理解和勾勒出对于主人公形象的认知;电影由于其可以通过声音和画面的媒体特性来表现小说中所描绘的内容,将小说予以具像化展示,使书中的故事真实可感地呈现于银幕之上。在叙事形式中,叙事视角扮演了从小说到电影艺术形式转化的重要角色。在小说中,创作者对于不同叙事视角的设置去进行叙事而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运用到电影这一媒介上也是如此,它的特征通常是由叙述人称来决定的。
叙述视角又称叙述聚焦,是指叙述语言中对故事进行观察与讲述的特定角度,同样的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在不同的叙述者看来也会有不一样的解释。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热奈特将“视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分别是零聚焦型、内聚焦型与外聚焦型,其中内聚焦型即叙述者等于人物,拥有着主人公视角。严歌苓的小说不仅在叙事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电影化语言,同时她也特别注意故事的可视性与动作感,借助自己心中的“摄影机”视角实时“拍摄”,展示着“画面叙事”的独特风格。
在作品《芳华》中,作为第一人称出现的叙述主体萧穗子既是当年的“我”也是现在的“我”,以回忆的形式开始缓缓讲述着当初发生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的故事。小说中的“我”在叙事的开端大部分承担的角色是旁白,多以“我”作为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而出现。“我”代表了这部作品的叙述视角,即“视角”类型中以内聚焦型模式,用自己的角度去讲述刘峰、何小萍等人的故事,在娓娓道来中也有着自己与笔者的思考,成为了连接故事与读者的一道桥梁。透过萧穗子的相对客观的叙述口吻给读者以真实感,同时也有了一定的参与感,更加与故事主人公相贴近。在电影中,影片通过对于一个不出现的“我”来讲述当时的“我”心中所思所想,结合了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的多种叙事艺术手法形成了互文的关系,进一步将“自我”与“他者”构建了互为主体的关系,丰富了影片的故事结构,使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与探索。由此而产生的审美体验也是不同的,以小说为例,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是在静静聆听“我”关于这段岁月的讲述,有着较大的想象空间;然而在电影中,观众在画面与语言的结合下像是在以刘峰与何小萍二人为主线在进行叙事思考,有着更为直观具体的审美体验,同时,“我”正是因为没有能改变实际事实的能力,因而时常作为一个以“潜在观众”与旁观者的视角审视着故事中发生的一切,这也在暗示着在那个时代个人力量在集体下的无力性。
“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衔接、过渡并且推动着叙事的发展。萧穗子在故事中作为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的叙述不仅对于主要人物进行了相对完整而具体的描述,同时对于自身的事件也进行了说明与总结,其具有概括性的叙述语言不仅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叙事节奏,也使得小说搬上大银幕后减少了许多内容转换上的不便。以何小萍偷穿林丁丁的军装去照相馆拍照为例,萧穗子作为旁白的解读使得观众了解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在第一视角的讲述下,观众较快地进入到了叙事的环境中,随着剧情的发展而担心何小萍将会如何在宿舍中解决这件事。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萧穗子的叙事作用还体现在完成了故事内容与内容之间的过渡和衔接,使得叙事流畅。以刘峰与林丁丁的“触摸事件”为例,萧穗子的独白在作品中起到了以她个人角度来诠释对这场事件的看法以及细腻的心理描写,同时也起到了上下衔接的作用,不致剧情过渡突然,其朴实而又温暖的声线,更是展现了她对于那段芳华岁月的怀念。相比于小说对于萧穗子细腻的心理描写,电影银幕上的展现具有相对客观的视觉角度来完成叙事,加入了视听色彩的画面后使得“我”的叙述不致枯燥单调。在萧穗子的叙述中,也加入了这样的表述:“作为一个小说家,一般我不写小说人物的对话,只写我转述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我”作为叙述者参与故事其中,同时却又似乎随时准备逃离故事框架,将正沉迷于作品中的读者或观众以疏离感,给予了一定冷静思考的空间与距离感,这正是布莱希特的“戏剧间离“效果。严歌苓冷静叙事的手法也为电影提供了“空白美学”的可能,给予读者和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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